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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讲述民族精神剥离过程的复杂性

 


 

陈忠实创作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自面世以来,曾长期备受争议,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解读。2006年,它的话剧改编版本首次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,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。十年过去,又有包括话剧、歌剧等多个版本的同名改编剧正在热演或即将推出,由孟冰编剧、胡宗琪导演的陕西人艺版话剧《白鹿原》就是其中之一。

  富有关中特色的牌坊悬于舞台中间,灰檐、院墙随场景切换,变化出白鹿原上的宅居、院落、戏场、宗祠。渐渐地人活动了,安稳被打破了,人的挣扎、沉浮、恩怨、生死,纷乱涌动的各方力量,一次次冲击着塬上的传统秩序、礼俗纲常。最终,朱先生死了,鹿子霖疯了,白嘉轩于风雪之中扑在“仁义白鹿村”的牌匾旁嚎啕大哭。同样是孟冰编剧,但陕西人艺版话剧《白鹿原》跟当年北京人艺版已有很大的区别。本报记者日前对孟冰进行了专访。

  记者:改编长篇小说,其实有很多经典的例子,比如越剧改编《红楼梦》,只选取宝黛爱情为主线;又比如曹禺改编巴金的小说《家》,把瑞珏提升为主要人物。从中可以看出,或许考虑到舞台有限的体量,不少改编会选取一条线索、一个人物作为凭借。但话剧《白鹿原》显然更加地全景式,在改编过程中,你是怎么考虑的?

  孟冰:开始的时候,也想选择其中的某些线索、某些情节或片段来结构整个故事,但后来很快就把这个想法打消了,为什么?因为它就不是《白鹿原》了,它可能是白鹿原上的女人、男人或一家人,但再也不是《白鹿原》,它展现的范畴、表达的内涵和意蕴,也就缩小了。但是,哪怕后来力求忠实于原著,小说所涉及的一些情节、背景以及人物的前史等等,包括一些情节的详细过程,事实上也不可能全面展开。因此,我还是进行了大量的删减、压缩、合并、集中。特别是到了小说的中后部,比如鹿兆鹏到了部队、黑娃当了土匪、白灵奔赴延安之后,剧本改编省略、淡化或者说回避的东西更多。文学可以表达的东西,戏剧舞台不一定可以表达,这是舞台艺术的特殊性,跟个人阅读的情境很不一样。但它们又关联到人物命运、社会历史的完整性,完全忽略的话,就可能会造成人物命运、历史归属的缺失。在改编过程中,我是努力寻找一种相对完整的表达,一些结局是必须要有的,因为它们关系到整部戏的气场循环。

  记者:我记得你跟陈忠实有过交流,他说他在小说中最想表达的意思,就是要写一个民族精神剥离的过程。你怎么理解?或者说,你在改编中怎么做取舍?

  孟冰:就戏剧来说,提炼舞台人物的行动线,依据自然是小说的情节和事件。在取舍的过程当中,最重要的就是提炼出白、鹿两家人攀比、争斗的主线。在巴金的《家》、茅盾的《子夜》,以及钱钟书、沈从文的一些书中,其实都能读到有关乡土文化、宗族文化在人的生存环境中所起到的甚至能够决定命运走向、家族兴衰的重要作用。其中,人们很重视名声、人脉,讲究人缘好不好,爱面子。剧中有一个情节,是鹿子霖被抓到监狱,白嘉轩去跟白孝文说情,两人都已经弓腰塌背了。这时候,我有意识地让他们敞开心怀、彼此释然。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他们攀比、争斗了一辈子,其实却映衬着一个大的文化背景。他们命运关系的复杂性,恰恰折射出了这个剥离过程的复杂性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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